5月以来，处在“限价＋摇号”调控中的一些地方楼市躁动不安。   据媒体报道，在成都，7万人排队抢1000套商品房，一手房出现房荒；在西安，以人为操作摇号结果方式违规销售106套商品房，涉事区长已辞职，35名公职人员受到处分；在深圳，一个新开楼盘要先交500万元“诚意金”才允许摇号……   此前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分别约谈了西安、成都、海口等12个城市，强调坚持调控力度不放松，同时要求各地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给，抓紧调整土地和住房供应结构。   为何在“因城施策、持续调控”的政策基调下，一些地方的楼市仍然躁动不安？其背后究竟存在怎样的楼市调控困局？   限价令之下   近期的楼市躁动缘于一道简单的算术题。   5月下旬，杭州某楼盘开始摇号，预售证均价不到每平米1.9万元，而周边二手房的价格已经在每平米2.7万-2.8万元。如此巨额的价格剪刀差，吸引接近1.2万人通过审核参与抢房大战。   这样的算术题不仅出现在杭州市众多热点楼盘所在区域，此前也曾在惠州、无锡、南京、西安等多个城市上演。   有媒体认为，正是这些城市对新房的限价令，使得市场上一、二手房价倒挂，从而诱发了人们的投资热情，形成了某种“套利”。   尽管住建部一再强调中央对房地产市场“房住不炒”的定位，但一些地方的调控措施显然与这个治理目标之间出现了不一致。   一方面，限价令形成了事实上的房价“双轨”：新房由政府限价，二手房却是市场价。这既是对“买新房必赚”这种不合理的投资心态的变相鼓励，由此所造成的“套利”也扭曲了供求关系。   另一方面，限价与限贷同时出现的副作用也很明显。限价令使开发商只能以快速回款来保现金流，本意在于稳定房价；但限贷却客观上提高了购房成本和资金量，因此而来的高首付甚至全款购房，使得能调动大量资金的人获得先机，对刚需者造成事实上的歧视和挤压。   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，面对中央的楼市调控要求，出于各种原因，一些地方开始试图博弈。此前楼市调控的钟摆式、运动式、治标不治本的弊病仍没有完全消除。   可以说，楼市调控的深度困局在于，主动调控有时演化为被动调控，宏观和中观调控被迫成为微观调控；调控的非市场化手段日盛，长效机制的出台任重道远。   以杭州为例，城市房价上涨既得益于共性常规要素，如省会和著名旅游城市的地位；也得益于个性突发利好，如成为G20峰会的举办地。而城市价值的成长势必反映在地价和房价上，因此当下出现“抢房”的城市大都是长短利好兼备、补课效应明显的城市，其最有力的判断标准，就是新房周边长期企稳的二手房价。   以“堵”为特色的地方限价令与此相悖。由于舆论基本很少承认中国城市房价上涨的正当性，而是对房价上涨“谈虎色变”，也就缺乏适当的应对房价上涨的策略，甚至相对“正确”的说法。   对中国楼市，人们总有“高房价”是炒上来的印象，认为这是“政策市”和“货币市”导致；却忽视了中国作为经济发展速度和成就惊人的大国，其楼市同时也是“价值市”。   如果按某种方式排序，恐怕更有可能是，价值市第一，货币市第二，政策市第三。但人们往往只承认和强调后两点，而忽视前一点，限价令的出台也多多少少与这种心理认知有关。   在强大的心理补偿作用下，舆论既不承认房价上涨有一定的合理性，有时也以偏概全地将房价上涨看作是一个全局问题。实际上，从数据看十多年来房价真正实现大幅上涨的，更多是一线城市，少数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，则是在最近几年才有的现象。但在心理上，普遍涨价的印象容易被无限放大。   多目标管理的楼市调控   中国房地产和城市成长之间，有一个“补课”原理。即住宅开发先行，城市配套一般后补。在项目之初，开发商难免借重概念抬高价格，但房价只能托一时不能托一世，如果该城市没有支撑房价的长期、实质利好，那房价会被打回原形。也就是说，这课有补得上的，也有补不上的。   其实，绝大多数中国城市，要么房价多年不涨，如将通胀因素考虑在内，还可能是下跌的；要么是试图炒作上涨，但最终不成功；还有炒作之后，不成功打回原形，后来又有了实质支撑，又成功补涨者，如北京的通州，当然最典型的例子是郑州的郑东新城。   从开发商角度看，他们或是认为其他城市都可以复制在一线城市的成功经验，或是认为一线城市房价太高，风险太大，于是下沉到全国其他城市。但如上所述，总体上是失败的。只不过失败分两种，一是“温水煮青蛙”式的失败，这也是大多数开发商的结局；二是“崩塌式失败”。   以我的家乡，一个三线半的东北工业老城为例。大约10年前，现今全国排名前三的房企就已进入，他们当初认为房价也是会上去的，所以开盘就奔每平米六七千元，但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，后来不得不实质性降价。直到10年后的今天，房价才勉强达到他们当年的期望值。   但现在情况有了新变化。一方面，一线城市受到了严厉的调控，使得购房人的目标区域下移。另一方面，部分秉赋优异的二三线城市，其本身价值亦有了长足进步；也就是说，能基本成功复制北上广深成功路径，能撑得住每平米数万元的房价。   从社会和经济发展角度看，这是正常的，但却很难做到“正确”，也给楼市调控出了更大的难题。   因为随着房价基准值不可避免地提高，调控也进入了多目标管理阶段。不仅是经济目标的管理，还是社会情绪的管理。调控目标之间出现了某种微妙关系：楼市不能大涨，亦不能大跌；银行和大型企业需要去杠杆，但整体又不能出系统性金融风险；城市的价值不断提升，应该用更高的房价反映，但又不符合中低收入群体的诉求；而中等收入群体的诉求也不仅是居者有其屋，更希望在资产升值的游戏中分一杯羹，或者至少资产不贬值。   其中最明显的矛盾，就是城市价值在提升，但对应的房价不能涨。这是限价令出台的直接原因。试想一下，按照这些城市提出的购房付款的相关规定，能掏出那么高首付的，除了套利者，会是到现在还没有买房的刚需人群吗？   未来局面如何   各地楼市调控已然很难，未来会怎样？   首先，限价令继续使用的空间逼仄，急需调整。但其价值本身就在于控制房价，如何调整才能达到预期目标，这是个问题。   其次，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中，房地产税依法征收的时机是否合适，以前不征而现在征收，是否会造成更棘手的局面，也是个问题。另外，保障房和租赁市场能否在资产大幅升值的预期中，形成对拥有产权住房的替代，能否做成不亏本的生意形成可持续发展，这也是问题。   再次，楼市调控政策的“监管从严”是主基调，不会轻易改变。但目前局部性的稳定价格、限制流动性的做法，可不可能全部铺开，如果铺开，会不会造成全国性的流动性枯竭和交易萎缩，从而引发整个市场塌方，这也是问题。   此外，中国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房价不大可能按年份平均上涨，也不大可能在所有区域同时上涨。所以楼市管理和调控措施也是一种结构性管理、流动性管理和总量管理。以前像时钟钟摆，几年松，几年紧；但现在像空间钟摆，东边日出，西边雨。   正因如此，才有了现在的因城施策的差异化调控，相当于将住房购买力在全国再分配。目前的状态是：一线城市严控，三、四、五线级城市加杠杆去库存，二线城市则介乎两者之间，从而达到某种均衡。但近期出现了变味的摇号抢房，上述均衡会不会被打破，这也是问题。   在这些问题没有回答清楚之前，人们无法预测接下来会怎样。   各地楼市调控已进行数年，但看上去市场交易热点只是转移，并未消失。一线城市房价虽企稳，二三线城市房价却有上涨趋势，因此 2018年调控的主基调是不会改变的。   不过，外部因素特别是贸易战阴影，却给调控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。   一年前，政策还在稳房价、降杠杆和控污染三方面加码重锤，因为之前两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预期甚至超预期，其中外贸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但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出现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，就经济增长贡献率来说，外贸能起到多大的作用，尚未可知。   如果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不好的迹象，各地的楼市调控措施，诸如限价限贷等手段，是否还会一如既往严厉？这个不好预测。但一种“极乐观”的推断是，此轮地方楼市调控有可能在2018年下半年有所变化，房价则可能随之在次年出现报复性上涨。   之所以说“极乐观”，一是因为外部环境不支持这种情况，美联储正处在加息缩表周期中，流动性收缩是大概率事件；二是其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，国内银根放松的实际作用，会变相刺激房地产行业；三是目前房价调整的空间变小，起码在一线城市，房价已脱离普通人群的承受值，再升高会触碰到社会情绪的“红线”。   综上所述，当下楼市调控面临不少待解之局。破解这些局面，主管部门和地方官员显然需要发挥更高超的智慧，运用更丰富的手段，而不仅仅是限价和约谈。